我家老屋在建的时候，我正处于五六岁的懵懂年龄，对盖房子的印象，许多是后来听母亲说起的。

　　但老屋在我的心里，代表着家和乡的结合，珍藏了我儿时的喜怒哀乐、父母恩情、兄弟姐妹之爱，成为我一生难以释怀的生命情结。

　　我家老屋是一栋傍山而建的普通农舍，因整个旧村搬迁，而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外观、造型都是典型的赣西式徽派建筑。现在从其青砖黛瓦来看，既简陋也不值钱，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足足耗尽了姐姐、哥哥特别是父母亲几年的汗水和心血。如今回头望去，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凝结着我们一家人对“家”的强烈期盼。

　　在那个大集体时代，白天，父亲和两个哥哥及姐姐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，筹备建房子只能利用中午间隙或早晚时间。

　　那时候建房子，只请泥水匠和木匠，剩余的力气活都得靠自己，还不能耽误生产队出工，可想而知，建老屋耗费了父母、哥哥姐姐们多少汗水，用我老家的话说，建成房屋后，一家人脱了一层皮。那个年代物价便宜，但挣钱也难，听母亲说，我们家的这栋六间加一厅的两层砖瓦房，最后结算时，师傅的工钱总共才99元。

　　此后，每当亲友上门，父亲总会喜形于色地拍拍门窗，指指屋上的椽皮、横梁，夸他这房子坚固耐用，成就感洋溢在父亲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上。

　　父亲一生命运多舛，十一岁丧父，身为长子，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。解放前夕，几经拼搏，千辛万苦，精打细算，好不容易积赚一点钱，赎回了爷爷因吸食鸦片而典当出去的几分田地，谁料想两年后的土改时，因田地数量超出平均数被划成了“富农”。这一成分的划定，成了父亲乃至我们一家噩运的开始。要知道，那个年代正值特殊时期的高潮期，父亲因身背“特殊成分”，时常被批或抽调到外地参加“劳动改造”，回村后又不能缺席生产队的集体劳动，所以留给父亲料理家务的时间少之甚少。

　　我的童年和少年就在这栋屋里度过。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我跟着姐姐到后山，挖竹笋、摘秧泡、拔野葱，天天吃得满嘴翠绿；初夏时节，禾苗茁壮，正是田里泥鳅黄鳝肥美之时，也是水库里鱼儿产卵繁殖的时候，晚上跟着大哥，举着火把，背着编篓，到田里用火钳子夹泥鳅黄鳝，到小溪捉鱼虾；傍晚，太阳渐渐沉落，屋檐下飘落起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催我回家的呼唤。

　　炊烟下的厨房里，母亲正在烧火做饭，一碗萝卜干炒辣椒，就足以让我狼吞虎咽，味蕾大开，再听一声母亲骂我“死要恰”……

　　在村里上完小学以后，我就去镇上念初中和高中，常年住宿在学校。一个星期回家一次，带上下个星期的大米和熟菜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裳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年。尔后，应征入伍来到部队，在部队一呆就是二十多个春秋，再后，转业到地方工作，至今也有十几年。

　　秋去冬来，岁月蹉跎。转眼间，当年的新房便成了老屋。2005年重阳节，劳碌一生的父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两个哥哥先后搬出老屋，住进新盖的楼房。母亲独自住在老屋。大哥多次劝母亲搬出老屋住进他家的新楼房，但都被母亲婉拒，她说自己一定要守在老屋，生怕哪一天，父亲的亡灵回家后因找不到亲人而伤心。

　　2016年春节，我回到老家，看到我家原来还算挺拔的老屋，一下子变成一个佝偻的老人，在年轻的房群中颤颤巍巍。我跟母亲商量着，准备雨水季节过后，就把老屋拆除重建。母亲一听就摇头，说她舍不得，说这老屋是父亲经历过炼狱般的艰难建起来的，自己住出感情了，留下老屋也是对父亲的念想。

　　我耐心地说出重建的理由，也许是我的每一条理由都说得在理，母亲紧锁的眉头渐渐地舒展开了，最终，她答应我拆除重建的要求，但也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：拆除四间和厅堂，留下两间让她住，待建好后再搬进新屋。

　　望着眼前热热闹闹的场面，我突然想起父亲，想起脚下这个位置的老屋。要是父亲他老人家今天还在世，看到这一幕，该有多开心呀。

　　2019年正月初七，母亲像一盏燃尽了油的灯、一棵枯竭了根的树，安详地走了，享年九十岁。她对老屋的念想，永远地留在村庄，留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里。

　　今年春节，我又一次回到老家。伫立在留给母亲住的半截老屋前，环顾那早已斑驳苍老的老屋，我思绪万千。这时，我的目光突然停留在老屋西侧的门框上，因为在门框中央一米高的地方，明显有一道用刀砍过的印记，那是我八九岁时的某一天，跟着二哥从后山砍柴回来，我紧贴门框站立，偷偷地用柴刀把我当时的身高刻记在门框上，后来每过一段时间，我都会站在那里比一比，看看自己长高了多少。

　　老屋从不曾华丽，却承载了我们三代人五十年的梦想，在我的心里永远是那么的朴实而庄严。

　　倦鸟思巢，落叶归根，热闹的世界无边无际，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再过几年，我也想回到老家，住进由我建造、但儿辈认为是老屋的新屋颐养天年。